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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煤山自尽前夕为何秘密安葬魏忠贤遗骸

2019.06.30 来源: 浏览:0次

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的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17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每次读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总要惊讶一番,沉思一番。惊讶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地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能有什么作为?杨鹤对民风剽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无能。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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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民造反这个问题,崇祯犯了在辽东问题上的相同错误,因为各类政策的失当,导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战争,演变成蔓延全国的战火。

在崇祯元年陕西动乱初起时,在如何对待的问题上,明王朝就意见不一。起初地方官为逃避责任,对造反真相大力隐瞒,总幻想着来年天灾过了,农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灾却年年持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已经大乱四起,主要的农民军势力多达十多股,总数三十多万人。这时候的明王朝刚刚经历过北京保卫战,京城周围正满目疮痍,自然不愿再启战端,所以“主抚”派占据上风。一直主张招抚农民军的御史杨鹤被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赶赴陕西平乱。

杨鹤是个好官,在崇祯元年(1628年)动乱初起时,他就提出“元气”说,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元气,不能轻易杀戮。之前在官场上,他也“有清明”,是腐败官场上难得的廉洁人物。可应对这样的事件,仅廉洁明显不够,杨鹤很认真,对农民军采取宽容政策,禁止官军任意杀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顾危险单独进入农民军大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更铁面无私,杀掉了陕西当地一批颇有民愤的官员。

忙活到崇祯四年(1631年)初,陕西境内十多路农民军尽数接受招抚,共招降农民军十多万人,看似成绩不错,但多表面文章,杨鹤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对方肯投诚,什么条件都答应,甚至允诺农民军可以保留军队武装,留在原地驻扎,这样的做法,显然治标不治本。

要招抚,就要给钱,崇祯先后拨给杨鹤十五万白银,看似不少,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军手里,也不过半两白银。何况,各路农民军虽接受招安,但实力并未受损,一旦杨鹤的钱花完,大灾又不停,重新造反是迟早的。到崇祯四年八月,各路反军纷纷撕毁合约,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万两白银打了水漂,杨鹤本人被充军流放。

招抚不行,就剿灭,这时候的主角,变成了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杨鹤招抚陕西的时候,他是陕西参议,对杨鹤的招抚主张,他向来坚决反对,战事重起后,陕西当地大溃,官员纷纷逃命。洪承畴非但不跑,反而自己临时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团,奔赴平乱前线。他的第一仗是在陕西韩城,击溃了攻打韩城的王左贵部,李自成此时正是王左贵部的前锋将军。这一仗王左贵败的很惨,其部队几乎被打散。李自成也因此与王左贵走散,之后一段时间,他只是陕西当地的一股散兵游勇。

却也因祸得福。

被洪承畴追的走投无路的王左贵,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畴投降。但洪承畴不是杨鹤,接受王左贵投降后没几天就翻脸,派兵偷袭王左贵,王左贵本人及身边部将皆被杀死,如果李自成还在王左贵麾下,恐怕也难逃这场灭顶之灾。

王左贵覆灭之后,洪承畴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这两股最大势力上,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畴开始全力围剿王喜胤,这时他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担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曹文诏是孙承宗的旧部,手中还有孙承宗练兵的骨血---1000名战斗力强悍的辽东骑兵。

仅用两个月时间,曹文诏就在甘肃河曲击毙了王喜胤,这时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将王自用麾下效力。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另一股陕西最大农民军势力神一魁也全军覆没。在这期间,李自成追随王自用,从曹文诏的追杀里逃脱出来,流窜到陕西,山西的交界地带。这时候陆续集结到此处的,约有二十多万各路农民军败兵。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出现:此时洪承畴和曹文诏已平定陕西大部,如果与陕西交界的山西,河南两省可以配合作战,封锁农民军进入的要道。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会戛然而止。

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农民军各头领开会,列席会议的李自成,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号—闯将!他成为这次会议的三十六位头目之一,与他一道列席的,还有著名的“闯王”高迎祥,“八大王”罗汝才。会议商谈的结果,就是王自用被推举为首领,二十万农民军兵分五路,进入山西。这时担任山西巡抚的是许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畴已经上奏,要求山西务必守住关口,即使不能阻挡农民军,也要尽可能的拖住,他在后面夹击,必可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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